虽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工业化”这个术语，但这个概念还是显然存在的。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工厂制度”或“机器体系”跟工场手工业作了区分。现代工业其所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是由于机器起了主要的作用。“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资本论》第1卷，第415页）

在跟工场手工业进行对比之下，马克思把机器体系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里，是“简单协作”，即仅仅是“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工厂中的“集结”，它们使用着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源。

在第二个阶段里，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器体系”，这时候通过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产品便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当这种有组织的体系臻于完善，并且只需要工人从旁照看就能够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就成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同上，第416、418页。）

人手操纵的工具变为机器工具，这就把工人降为“只是”一种动力的来源，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人的体力的局限性，便需要用一种机械的动力来取代人的肌肉。在工厂的制度下，所有的机器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动力”即蒸气机来发动。

然而，马克思强调指出，蒸汽机在现代工业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

相反地，正是由于创造了工具机，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同上，第412页）。改进蒸汽机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现代工业对新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需求。远洋和内河轮船、铁路和电报系统，这一切都需要“庞大的机器”来建造，而像蒸汽锤、钻孔机、机械旋床这样的机器，则又需要一种能够完全受人控制的大型机器。

工业化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活动取得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化最初只是一种自发的社会现象，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这种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生产活动向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狭小的地方市场提出挑战，老的生产方式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容量的需求。同时，资本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工业化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工业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其初期，一些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为实现人口自由流动和提供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迫切要求打破原有的社会劳动组织系统。为此花费约100年时间。20世纪以来，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工业生产的空间活动范围在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具有较明显的趋向性。初期时，工业生产活动往往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点状分布），随交通条件的改善而呈线或带状向外扩散。最终达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相对的均衡分布状态。工业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伴随大规模工业化而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大气、海洋和陆地水体等环境污染，大量土地被占用，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剧等，对社会、自然、生态造成巨大破坏，甚至危及人类自身生存，迫使各国对工业化的发展进行某种限制和改造。

现在中国还提出新型工业化的概念。所谓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与传统的工业化相比，新型工业化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以信息化带动的、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动力，注重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质优价廉的商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二，能够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工业化。要强调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从而大大增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后劲。 第三，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工业化。 [1]

莫兹利发明的转动力架，解决了在建造这种发动机方面的加工问题（同上，第421页）。在具有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工厂中，工人被降低为机器的侍从，而且“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的现象日益加剧，因为这时候对技巧水平的要求甚至比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要低（同上，第464页；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论述可参看“参考书目”①）。“现代工业”还改变着农业。农业使用了机器，同时还有工业生产出来的化学产品和其他新的技术。在农业竞争中所需要投入的越来越多的资本，迫使农民离开了土地，而新的机器则取代了大量的农业劳动者，并使其他一些人陷于贫困。因此，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的过程加速了，形成了城乡之间的分裂。农业的工业化过程既破坏了土地的肥力，又使农业劳动者陷于贫困（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13章，10）。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中，机器的使用和它在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中占有支配的地位，造成了“人口过剩”和“失业后备军”（参看人口条目），这是因为活的劳动不断地被机器所代替（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3；以及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三部分）。

虽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现代工业”乃是这种生产的最高形式，这种形式终于把所有其他形式扫在一边，并且建立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经济中的统治地位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中的统治地位。现代工业通过对乡镇地方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制服和摧残，以及通过霸占全部的国内市场来实现其经济的统治（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参看“参考书目”②）。与此同时，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机器和工厂体系不断改进和扩充，从而引起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不断革命。“现代工业从不把……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第1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虽然马克思把现代工业在英格兰的起点定在18世纪的后期，然而他却把1846—1866年这期间列为这种工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3章，5）。不过，这种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反响并不局限在英国。在实现了国际的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以后，现代工业便以它的廉价的商品破坏了外国的手工业，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分工，即由世界的一部分地区生产原料，供给世界另一部分地区的工业的需要（同上，第13章，7）。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仅仅涉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利用他们的分析作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和实际的基础。尽管在俄国所实行的“轰轰烈烈”的工业化，通常是跟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参看斯大林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两个条目），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却是第一个试图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分析用于苏联的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运用中，特别强调了不变资本部分在积累和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21章和再生产公式）。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观点导致对基本产品工业即“重工业”的重视，并从此成为苏联和东欧的工业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所谓工业化，主要是指工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以至取代农业，成为经济主体的过程。简单的说就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特征主要是农业劳动力大量转向工业，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来的，从“一五”计划算起，我国为实现工业化已经奋斗了半个世纪，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并有一部分达到现代化水平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中国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总体上看现在还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突出表现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水平较低，农村人口在全社会劳动力和总人口中占50%左右；产业结构层次低，竞争力不强，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还不高，服务业的比重和水平同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工业化的任务不完成，现代化就难以实现。因此，继续完成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现在世界上比较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的工业化大都是在十九世纪完成的。他们走的是殖民掠夺、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材料、严重破坏环境的工业化路子，对自然界和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长期难以医治，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中国自然不能也不应该再走这条路子。十六大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明确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党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发展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和重大创新。与以往的工业化路子相比较，中国将要实现的工业化必须符合五个标准：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科技含量高，就是要加快科技进步以及先进科技成果的推广运用，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提高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经济效益好，就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即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通过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成本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源消耗低，就是要充分考虑中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节约转变，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环境污染少，就是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从宏观管理入手，注重从源头上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避免走旧工业化过程中的先污染后整理的老路。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就是要从我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出发，制定推进工业化的具体政策，处理好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力资源的能力。纵观世界发展史，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都与时代紧密相关，成功的工业化都是吸收和应用当时最先进技术的结果。在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必须十分重视信息化在工业化发展中的倍增作用和催化作用，积极推进信息化。但是还应当看到，信息化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信息产业的发展，都是以工业化的成果为基础的，工业化为信息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对信息化发展提出了应用要求。因此，忽视工业化、离开工业化的信息化，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片面发展信息化的道路也就不可能走通。

从根本上说，工业化过程就是伴随科技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十六大报告根据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新趋势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针对中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部署，即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这就为我们推动工业化、现代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明了方向。首先，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含量高，发展速度快，渗透力和带动力强，特别是要加快信息产业的开发，广泛应用信息技术，使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其次，要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处于工业中心地位的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动机。国民经济各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竞争能力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业提供的技术装备的性能和水平。必须认识到，没有自己强大的制造业，不用先进的制造业武装各个产业，提升它们的装备和生产技术水平，要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中国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出现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不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而且使人类生活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进入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时代。二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经济贸易发展的资金技术流动加快，各国经济和市场进一步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特别是信息化以世界为舞台，导致了信息、技术、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党中央顺应世界科技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及时作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决定，充分说明我们党坚持与时俱进，始终站在时代前列。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是中国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人口数量大、人均资源不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以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环境生态破坏为代价来推进的工业化，不仅资源难以支撑，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难以为继，而且破坏生态、污染环境、妨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着力提高经济效益，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工业化是十六大以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说起工业化，人们往往容易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大力发展工业，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然而，这么定义工业化是很不全面的。工业化不仅仅是要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更重要的是要将大工业的思想和理念融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快速发展工业的同时，对农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模式实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农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迅速提高。中国加入WTO后，有学者提出了将中国建成世界工厂的口号，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口号。这两个口号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的积极响应，全国各地发展工业的热情十分高涨，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这是值得高兴的事。但从目前各地的工业化热潮中，大家可以看出一些认识上存在的偏向和误区，即对工业化的认识片面化、表面化，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工业部门的事情，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提供原料，第三产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就是为工业生产和流通提供各种服务。实际上，工业化的本质是一个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过程，既是一个产业升级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向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社会化、专业化发展的过程，还是一个社会由自然经济观念向商品经济观念全面转变的过程。认识不到这一点，只重视工业项目的建设，而不重视把工业化思想运用到各行各业，将使工业化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大打折扣。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和第三产业效率提高的缓慢和发展的滞后，也极大地阻碍了工业本身的发展，降低了国民经济在工业化过程中的整体增长速度。工业化的目标确实是要提高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但这只是衡量工业化水平的重要外在指标之一，内在指标则应包括工业结构、整体技术水平、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社会化专业化组织程度等。除了这些指标外，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还应看在农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中和政府的管理中多大程度上运用了工业化的组织方式，如专业化分工协作、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等。这些才是工业化的本质。做不到这些，工厂建得再多、再大，但都是些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不可能有市场竞争力，也很难说实现了工业化。

处于主流地位的西方经济学是以小农经济为实践的理论，与现代工业经济社会并不相适应。那种期盼由市场机制自动、自发地实现国家富裕的愿望不过是一个幻想。一国经济的落后不是由于缺乏“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那些建立了纯粹市场经济的很多国家仍然未改变落后状况就是很好的例证，其实落后的根源在于缺乏与现代工业经济相适应的大工业体系。大工业体系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来建立，而只有通过政府力量和计划经济集中国家人力、物力、财力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主导权,才有机会占居世界经济利益高地。 [2]

实际上，任何理论都是有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同时理论也有时也有她本身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也不例外。“看不见的手”基本是以农业社会及典型庄园私有经济特征的工场手工业或处于自由竞争的工业生产社会初期为实践的经济理论，它的前提是分散的、独立的、力量均势的买家和分散的、独立的、力量均势的卖家，买卖双方完全用市场价格自发地、平等地进行商品交换的行为。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家并不真正理解现实的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运行规律，梦想“以市场换技术”，并把“看不见的手”奉为上帝，把市场经济与产权明晰当宝贝，以为只要建立了“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所有资产归于能发财的个人，强国就指日可待，财富就滚滚而来。殊不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一个靠“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而进步发展成发达国家的例子。现实中的全球经济、国家经济、地区经济中都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前提相差甚远，综观经济现实，现在正处于工业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经济也总是被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资本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就不能用小农经济、自由市场经济的眼光分析，而应当用现代工业社会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问题。

在农业经济时代，个人是生产的主体，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重复性劳动。而现代工业经济以普遍使用先进机械，整个社会互相配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生产为特征。在工业社会中，生产是由人和机器组合而成的工业体系来完成的，机器有远远超过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达到人力远远不及的生产效率。人在生产中只是设计和操作机器。整个现代工业社会其实就像一台机器，具有高度组织化社会结构的，需要各部门协调配合方能运转。现代工业生产的主体是重工业体系，其生产力几乎没有上限，只受限于能够获得的资源和市场。即使农业，也是现代工业的结果，没有现代工业提供的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工业产品，农业的单产会大降低，不能养活现在这么多人口。零散的个人积极性在大工业体系这个钢铁怪物面前也是渺小的。至于其他行业，统一的大工业体系的效率更是远远超过零散的人力。早期的机器缺乏灵活性，只适合进行规范化大规模生产，但随着计算机控制技术的进展，机器的柔性逐步增强，不断取代人在生产中的位置。目前，由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在整个工业生产链中，人工已经被大量机器取代，只是在最后的组装环节，由于品种多，单次装配批量小，不可能为每种装配单独设计自动生产线，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工业社会中的人要么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准，从事机器不能涉足的智能领域，或者提高积极性，从事简单机构的装配业，与机器的效率竞争，用血肉之躯对抗钢铁。

农业、手工业或第三产业都不能像重工业一样自行促进本身的产量或质量，除非同比例地增加人口。例如传统农业，无论你为下一年的耕作准备多么充分，在土地上流多少汗水，种下多少种子，也很难让下一年的产量在历史最高产量上提高10%。手工业也一样，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完全取决于手工业者的技术水平，最好找一个好的师傅，引导自己成为一个熟练工人。但农业与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是单项的、孤立的，无法与其他技术成果互相促进的技术进步是不具有持续性的，一旦新技术普及，进步也就此停滞。与此相比较，现代工业不仅规模可以指数化扩大，更重要的是加工精度和技术可以在一代机器中积累，各种技术之间可以相互支援、提高。手工工具可以用来生产最初的机床，而机床本身又可以生产更精密的尺子、更精密的机床，为自身生产动力机械，同时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实验器材促进整个科学的进步，再从科学进步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终，我们可以得到整个现代工业体系。在差不多两世纪里的时间里，简陋的机床和蒸汽机进化成了今天的太阳能电厂、数控机床、气象卫星，而且能源----资源的采集和加工能力的提高还没有触顶的迹象，这种进步是手工业----农业社会根本无法想像的。

进入近代以来，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的资源和劳动力，换取发达国家的机器设备、关键材料和部件，也进入机器大生产。引进外国成熟的设备工艺能在短时间内提高生产能力，但由于资源和劳动力相对过剩，价格低廉，且资源开采和劳动力的数量、劳动强度的提高存在上限，因此不具备重工业技术指数增殖的特征。依靠引进外国重工业技术来发展经济基本呈现追赶的趋势。

是否拥有完整全面的钢铁、化学、机械、电子基干产业，是区别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根本标志。拥有完整全面的基干产业就是发达国家，可以设计制造几乎一切现代化的产品。拥有大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可能暂时会贫穷，也可能若干基干产业的技术水平低，但只要全面完整，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就可以实现生物般的指数增殖和进化，在短时间内成为富裕国家。

在现在的世界格局中限制了落后国家的活动范围，落后国家参与已经存在但为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正是大工业体系的特性和“看不见的手”相结合阻止了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大工业体系。试图在西方大工业体系已经占绝对地位的情况下，单靠贸易和国内企业自行发展获得工业化资源和技术，结果就会落入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因为根据比较效益，建立自己的生产知识体系和大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人才培训，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资金，而且开始时做出的工业品质次价高。如果国家政权能够有效阻断其他大工业体系的干涉，在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内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后发国家要借助西方已经崛起的历史可借鉴，抓住经济进步的关键----工业革命，更快的提高本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这也是在现存的西方大工业体系被资本主义所垄断和限制，进而无法充分扩大为全体人类服务的情况下，建立独立的大工业体系的落后国家的无奈而必然的选择。

一个理想的大工业体系，应该是由基本实行计划经济的重工业体系，和需要自由贸易、强调企业独立性和自由贸易的装配工业、轻工业共同组成的。前者，对有限关键技术和资源进行投资开展，提供基本的工业物资和机械。后者则基本保持前工业时代的体制，利用这些物资和机械完成最终产品的产品制造（包括非实物产品）。发达国家通过对核心产业部分国有化和企业之间的互相渗透，基本建立了这种经济体制，只是装配工业和轻工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对于一般落后国家而言，后者并不缺乏，缺乏的是无法通过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建立的重工业体系。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努力发展缩小与先进对手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体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强加的。

“看不见的手”最致命的问题在于无视这种重工业体系的相对稀缺，或者说这种状态只是一种暂时的不平衡，长期的世界经济发展自然会使这种平衡迅速消失，而在于西方经济学没有与工业革命以后的现实社会相结合。但为什么这样一个与现实严重冲突的理论能一直占据主流地位。

西方经济学是工业革命以前一种提倡自由市场、私有产权、指望竞争提供经济动力的经济学思想，是与农业社会相适应的理论，也只有在农业社会中才会出现这样的理论，这是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和汉朝以后尤其宋朝、清朝中国社会史实一致的。而大部分农业社会也在这个阶段建立了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相类似的观念，并乐于在低关税条件下与整个世界进行贸易。

在工业革命爆发以后，幸运的西方国家率先建立了重工业体系，得以在一个接近自由贸易的世界体系中占据了优势，而且还能通过自由贸易来巩固这种地位，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看不见的手”当然是一种非常合适的理论，实际上“看不见的手”这只黑手正是发达国家利益的具有贪婪本性的大资本及大资本的决定力量。而西方以外的落后国家均未能建立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因此在这些国家，最强大的经济集团是组织本国原材料和简单劳动力出口、进口先进工业产品的买办经济集团。从短期来看，向自由贸易体系中出售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进口更多的先进产品也确实提高了利润。按照社会运行决定思想文化的规律，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都因各自的经济结构继承了前工业时间的经济思想。在西方为中心的经济格局下，未将工业革命本身纳入理论的自由贸易学说得以保持了自身的主流地位。